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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日本人不会哭了,我们不会笑了 | 专访《

2019-09-18 13:37

最近,小巴在追一部纪录片——《他乡的童年》。

这部片子的导演+制片+策划+记者,都是周轶君。

对于这个名字,喜欢《锵锵三人行》和《圆桌派》的观众肯定不陌生。

但她更值得一提的身份,是战地记者。

在枪林弹雨、战火频发的加沙,她能一脚油门直奔着轰炸地点而去,用文字记录下真实的生死瞬间。

就是这样一个“刚硬”的人,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后,主动把视角转移到了一个极度柔软的地方——幼儿园。

为了解答多年来对教育的困惑,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,走遍了五个教育理念、社会氛围截然不同的国度——日本、芬兰、印度、以色列以及英国。

在解构了各国的教育特色后,她又回到中国,用纪录片的形式将所见所感分享给大家。前三集播出后,豆瓣评分一路上涨至9.2。

小巴看到第二集芬兰的时候,不知怎么哭了,把办公室同事们吓了一跳。

芬兰是个人口仅552万的北欧小国,但另一方面,它又是一个大国:

有着全球最普惠的教育体系,最优秀的创意型人才储备,并且总能在国际测试中获得足够好的成绩。

在芬兰,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极其自由。

小学和初中阶段,他们不需要面对任何一场考试。

即便有人不擅长数学,不擅长科学,不擅长文学,不擅长艺术,也不是什么大事。

因为他们总会有自己擅长的方面:比如创造力量,团队合作,甚至是最普通也最重要的爱。

在学校里,他们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,座位和坐姿怎么舒服怎么来,所有的兴趣爱好都被接受,即便不擅长,甚至没有天赋。

学习的内容也不是死板的语数英科社,而是去森林里找各种颜色,形容苔藓、树木、空气的味道,甚至给一棵树、一朵花命名……

那里没有条条框框,没有标准答案,没有相互竞争,没有高低优劣。

在那里,即便是一个9岁的孩子,也能随口说出:

这里没有成功,如果你有一份工作,有一个妻子,有点钱,你已经算是成功了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,没有人是最好的。

这里没有成功,如果你有一份工作,有一个妻子,有点钱,你已经算是成功了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,没有人是最好的。

成人的世界也是一样。

不同职业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技术学校出来的学生,拿的工资可能更高。

同一职业也没有竞争机制。比如学校的老师,没有职称,没有晋升制度,没有定期考核,也不需要写什么文字报告。

这与第一集的日本,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
在日本,每个孩子需要穿着统一的园服,集体练习坐姿,集体大喊。

幼儿园的很多细节设计也别有用意。

比如,教室的门经过特殊的设计,随手一关很难自动闭合。冬天教室里有的孩子觉得冷,关门的孩子就必须走回去,重新把门关紧。

推开门的地板上,也设计了鞋子模样的图案,提示孩子脱鞋后需要摆正。

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,大人甚至会告诉他们:不可以在别人面前流泪,会给别人造成负担和麻烦。

于是,长大后的日本人有强烈集体主义感,守规矩,做事完美到变态。

但他们也不会哭了。日本社会甚至出现了一种特殊职业——感泪疗法师,引导学员们集体哭出来,发泄自己的情绪,治愈心里的创伤。

那中国人,中国教育呢?

我们这代人被管着长大——在学校服从老师管教,在家服从父母管教。

我们因为考试被划分为三六九等,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终极议题都是:怎么拿高分,怎么争第一。

进入社会后,人与人之间又高度同质化,有时候连生活也是。不少人甚至会问上一句:我为什么不自由了?

是我们出问题了吗?到底怎样的教育方式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?

趁着新一集播出前,小巴去采访了周轶君,和她一起探讨了这些问题,现在分享给大家。

对话导演

是我们出问题了吗

小巴:看完已经播出的这几集后,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:在芬兰那集的一个画画项目中,谈到自由,谈到没有好坏,您哭了。当时是什么触动了您?

周轶君:芬兰那场有点复杂。当时,我还有点犹豫要不要让摄影师停下来,因为在我看来,哭不是一个很好的情感表达,有点low,但当时真的没控制住。

那一瞬间涌上我心头的有好几件事:

第一件事情,在去芬兰之前,我和我女儿去香港的一个画室画画。女儿比较有天分,画的是“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”。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,甚至有点害怕画,画了几笔,觉得不行,把整张纸涂蓝了;又画了几笔,还是觉得不行,又涂黑了。

包括在芬兰,我拿起笔画之前,就已经在强调说我不会。但他们告诉我这根本就不重要,这些画也不是拿来竞争的。

第二件事情,我觉得中国家长,包括我在内,可能会非常轻易地抹杀孩子对一件事情的喜欢。

我们会很轻易地告诉孩子:“这个你真的不行,不如做点别的”“这没有什么用吧,你干吗要做”。包括我小时候喜欢唱歌,但家里人会很善意地告诉你,你唱歌真的不行。我舅舅甚至会说“你唱歌要用打气筒”。

他们可能觉得那是家人之间亲密无间的笑话,甚至是在帮助我认知真相。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说,虽然我现在唱歌仍然不是很好听,但至少我不会害怕唱歌。

第三件事情,当时我身边坐着一位老太太,她从小爱画画,现在也经常会和朋友聚在一起画画。

但在中国,很多人清华北大毕业,后来做个白领,或者高管。但等到他们退休或者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,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爱好,然后突然失去生活所有的依靠——这是很可怕的。

小巴:这是整个拍摄过程中,最触动您的时刻吗?

周轶君:相对来说,以色列那期对我的触动,可能会更大一些。

在以色列有一个教育家,他的教育方式是在你面前放上不同的物件,让你去联想它们之间的关系(一定不是常规的)。

我做这个测验的时候,他们觉得我给出的联想挺赞的,我自己也的确能感觉到大脑中有一个部分在运作,就像肌肉会变酸痛一样。

那时候我忽然想到,从小到大,我们怎么认知自己,很多时候是由学校有标准答案的测试来定义的,比如你在学校里面排名是第几,但是这样的定义都是外界强加给你的,甚至是错的。

包括我现在有一篇文章——《在埃及数骆驼》收录在小学六年级的课文里,学校会出很多题,关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,为什么那样,但其实我自己都没看明白。

小巴:在芬兰、以色列,包括日本、印度、英国,我看到了一个共同点:一个社会后来长成什么样,都可以在儿童教育里找到逻辑。如果用同样的思维去看中国呢?

周轶君:很可惜,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太狭隘了。

在芬兰,为什么孩子能那么轻松地生活,因为他们觉得所有人都是平等的,都一样好。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也很宽泛——有工作,有房子,有老婆,就已经很好了。再往上,就都是附加的东西了。

但在中国,很多人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清华北大,或者一个比较好的一本学校。大家的目标通常非常具象非常狭窄,一旦达不到就意味着自己是个loser。

小巴:这个问题会在中国那期找到答案吗?

周轶君: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,都挣扎在传统和现代的这个框架里面寻找出路,所以我们把中国那期的主题定为了传统与现代。

在走了一圈,访问了一些人后,我发现好的教育大多相似,坏的教育各有千秋。说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:

第一,我产生困惑恰恰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不够了解。

回到传统文化的源头,我发现原来它跟我们今天的一些普世道理,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比如在芬兰,孔子早就跟你说了,快乐地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

第二,我们看待传统,理解传统的方式很重要。

当时,我跟着一个夏令营团队去参观了兵马俑。在参观时,那些8岁到12岁的孩子会讨论一个问题: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

老师没有标准答案,关键是让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能有一个论点,并有作证的论据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的答案千奇百怪,而且非常有趣。

好的教育方式

大概是怎样的

小巴:您拍摄了那么多个国家,现在回过头去看,最欣赏哪个国家的教育方式?

周轶君:每个地方都各有所长。最好是两三岁的时候去日本,接受一下严格的身体规训。小学的时候去芬兰,可以接触大自然,享受自由。中学去以色列或者英国,一方面鼓励创意,另外对学科成绩也比较重视,还有课外的培养,戏剧、美术、音乐全面发展。印度嘛,可以选择作为一个夏令营的目的地。

小巴:近一年的纪录片拍摄、制作过程,给您个人带来了怎样的改变?

周轶君:没那么焦虑,没那么紧张,没那么有负疚感了。

过去,特别是上一代人,讲究所有事情都要有一套规则,要under control,比如不能吃太凉的东西,在外面不能吹风,功课要早点做……

现在,这样的规则依然在我心里,只不过我不会直接告诉孩子,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,去遵守,即便这个过程中会有差错。

比如今年暑假,我忙于拍片,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回过家。结果有一天,我儿子跌倒了,撞在一个咖啡桌角上,额头上留了一个特别深的疤,有点像包公的额头的弯月。

以前我肯定会很紧张,觉得自己没看住孩子。但我现在觉得:OK,你摔了这一次,下次还会不知道吗?当孩子自己认识到什么是危险的时候,才是最安全的。

小巴:在这样“放任”的前提下,您会有一些必须坚守的边界吗?

周轶君:对我来说,管教孩子的边界是移动的,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则。

但有一点我会很留意——比过去更加平等地对待他们,了解他们的想法,在他们自己表达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的基础上,去制定规则。

有时候我也会看孩子眼睛里的光,当他们看到一个东西,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眼里是带着光的,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。

小巴:中国人骨子里的“虎妈”基因,难道您没有吗?

周轶君:这个事情有点矛盾。

“虎妈”存在我们每一个中国妈妈的基因里面,我能做的只是在有些时刻压抑我的想法而已。

比如小孩的成绩,一方面我会不断告诉自己不要太在意,另一方面我又会想,你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最高分,难道你不是天才吗?

包括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妈妈从上海带了一些数学题过来,她说:孩子放了一个暑假,十以内的加减乘除完全忘掉了。马上要开学了,题目一定要做。

这时候,我的先生又打电话过来,他说:今天是星期天,你就不能让孩子休息下吗?而且你妈妈拿来的那些数学题比他现在学的至少高出两个年级。

我听完之后,一方面告诉我妈说算了,别让孩子做题了;另一方面告诉我先生,其实你们瑞士人可以做得更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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